秦俑为伍十四载，苦乐结缘伴终生

王学理

　　“我们能参加秦兵马俑发掘，这真是一生的万幸啊！”
　　这是在上世纪，秦俑考古队的一位老考古工作者王玉清先生给我说的话。
　　时间虽然己经过去了40年，他也于前几年驾鹤仙逝。但居住在西杨村农民家里、背着工具袋上工地、顶着风吹日晒雨淋、一天只拿三角钱的“野外补助”、从试掘到正式发掘秦俑……一幕幕场景，总是时时冲出记忆的闸门，浮现在眼前。它尽管显示的是整个“拓荒时期”的一段艰辛与快慰，为今日某些坐享其成、忘恩负义、巧取豪夺、有钱脸变阔的大人先生们所不愿与闻的。但那时期的我们这一群“为考古献身者”，行不他顾，虽苦亦乐。

秦俑二号坑平面图

                         

 一、不能忘情秦俑馆筹建时我垫的那块砖

　　1974年，兵马俑群惊现秦始皇陵园。在当时无疑于一场“地震”，它使文化大革命时期处于万马齐喑的考古学界为之振奋，也震动了中国的政治界。因为那时，在一片“砸烂封、资、修”的革命声浪中，以发掘、研究文物遗迹的考古工作首当其冲，后来很多单位撤消、合并，干部“精减下放”，有些博物馆竟留下一个“看门的”。我也是那时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下放到黄河边上劳动的，在“就地消化”的主导精神下后来被安排到韩城县公安局。由于有河北满城汉墓、湖北云梦秦简、陕西秦兵马俑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看到了一线希望，以为：我们这个国家并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动荡而永远取消考古的，人类也不能忘怀对自己祖先优秀文化遗产的研究与继承的。看来，“我们这些人还用得着”！

　　秦兵马俑的发现，是处在在文革的后期。毕竟当时“左”的思潮在政治生活中仍然喧嚣不已，当他们看到秦代军队的模拟形象之后，同陕西咸阳狼家沟发现汉“皇后之玺”玉印一样，很自然地就同秦始皇这位“法家人物”联系了起来……。

　　政治的倾向性自然对当时的考古学术产生影响，但在当时还没有真正形成学术研究氛围、考古还处在资料积累阶段，其负面作用充其量也不过是在学术文章上贴上政治标千而已。田野的实际考古工作还得人去干，对兵马俑坑的发掘也不能例外。虽然由陕西省文管会、博物馆组成了考古队，但仍然深感人力之不足。于是，调人入队、充实力量，在当时是够主事的领导者忙乎的。王玉清同志那时还在礼泉发掘和整理唐昭陵陪葬墓材料，他放下手头的工作被调了过来。西北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来参加实习发掘，也大大增添了清理的力量。

　　我当时正在秦都咸阳遗址上，对北阪宫殿群测量、绘图，并发掘一号建筑基址。据知，局领导打算把我从“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也抽过来管事。说实在，那时谁也不看好秦俑的考古工作。正像后来一些权威人士回忆中说的，准备短期内就能结束野外工作。如果当时有谁真的能预料到它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同个人名利与晋升攸关的话，那一些削尖脑袋搞政治学术投机者还不拚死往那里挤，岂能轮到我？但当时领导又考虑到由省、地、市三家组成的“咸阳考古工作站”那里，咸阳地区文管会个别人千方百计地要把“省上”排挤出去而独霸一方。因为这时省方的人员，仅剩下王学理一个人在那里顶着。况且他“下放”归来不久，热情不減，又是秦都咸阳考古从“开始”到“恢复”的参与者。平衡再三，“还是把他放到那里好啦”。所以，抽调之事也就暂时作罢。当然，我对这些是无所谓的。因为要把秦都咸阳作为考古课题，既然干上了就要好好完成。所以最后完成秦都咸阳考古报告，一直是我的宿愿。

　　1975年，有相当一段时间，我在秦阿房宫遗址工作。在那里，同我所徐锡台先生为配合北京大学学生考古实习，和西安市文物处共同发掘“北司”建筑遗址。整天同高明、俞伟超诸先生在发掘工地，那时我正在撰写一部书稿，正好有机会向他们请教。天下雨，野外发掘暂停，我也和学生一起听取他们讲课，其乐融融。

　　因为要筹建“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省文化局到底还是把我从秦都咸阳工地上抽调了出来。于是，1976年初我就到了“秦俑馆筹建处”。

　　我始终认为秦始皇陵属于秦都咸阳的组成部分，所以在过去咸阳考古时期就一直关注这里的考古动向。现在到了秦俑馆筹建处施工组，尽管暂时脱离业务，干的是“为秦俑盖房子”的事，但毕竟同考古业务还是有关联的，当然也是自愿的。如果说此前我是认真阅读过第一个考古简报“知道了秦俑”的话，而从这个时候起我终算“走近了秦俑”。

　　在秦俑一号坑上要盖起大厅，为了方便施工就得暂时停止考古试掘。秦俑博物馆筹建处施工组陈子先组长，把现场管理的任务交给了我，而他只负责西安方面的外联工作。搞历史考古的书生，竟干起了建筑施工！这正像以前调去干社会工作、正式干公安破案一样，行与行之间的跨度大了、困难多了，不见得不是个学习的机会。有什么办法？只有你舍得吃苦去学就行了。

　　 经我的手，为建筑工程队的入驻而先做“三通一平”（水通、电通、路通，场地平整）的先期准备。这时，一号坑东端试掘的陶俑、文物、迹象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对这些文物遗存采取护理之后，就地掩埋。再在“过洞”之上密排地搭铺粗圆木，以避免重型施工工具（推土机、卷扬机、吊车、车辆）的重压。对坑上分散着的其他小试掘探方，也用了同样的办法。这时，我大声喊出：“秦始皇的将士们，委曲了。为了更加美好的明天，你们不会在下面等待多久。我会用双手，请你们出来的！” 朋友们都击掌哈哈大笑了起来。

　　当一号坑施工作业期间，秦俑考古队转入了“外线”工作。也就是：在一号坑周围进行钻探。就是这个时候，在一号坑东端的北侧只隔25米处发现了二号坑，并随之开了“试掘探方”。

　　我在筹建施工的空隙，同样闲不下来。常常到考古现场，同屈鸿钧、王玉清等人在一起分析迹象、动手清理陶俑。一有空，也去西杨村考古队的住地闲聊。记得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女士，携带着儿子和美国儿媳，来到二号坑试掘现场。就我所知，给她介绍了秦俑及考古前景。我当时想：美籍华人不远万里来看秦俑，还带着自己的后代，可见他们不会忘“根”。那么，我们更应该做好手下的工作。可以说，我对秦俑的认识，正在增长着。

秦俑一号大厅军阵俑群

 
　　1976年，在我国的历史上是一个多事之秋。河北唐山大地震、四川松藩地震，震得人心慌慌。我们睡在场地上的防震棚里，风吹雨打，篷布噼啪作响，彻夜略无安静。就在这个时候，周总理辞世在前，接后又是朱德总司令长眠，跟着发生了“红太阳”毛主席的殒落……。“四人帮”仍旧在上面肆虐，“路线斗争”一刻也不停。虽然当时建设秦俑坑大厅的工程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但憋闷的气氛总使人心一阵阵地往下沉。

　　秦俑馆基建，于９月份正式破土动工。保护大厅面积16000平方米，比两个足球场还大。那么，该怎样来支撑如此巨型的屋顶呢？如果采取中间设有立柱的“桁架式”，必然会妨碍观众的视线，还将不可避免地破坏坑里的文物迹象。怎么办？最后，设计上选择了“三铰拱结构”。如此一来，屋顶的全部荷载就势必落在大厅四周的38根拱柱基础上。不用说，要立拱柱，同样也得挖坑打基础。若果采用掘土机，对一个个柱坑掏挖，由于柱间距太小而必然彼此贯通，结果一号大厅的墙基就会形成一圈周长600米的长方形大壕沟。

　　又遇上了“怎么办”的问题。按说，这不关乎我们个人的事。但是，为国家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争取时间的想法，还是把自己推上了承受苦难的前沿。我们施工组主动“请缨”，采用了民工承包挖土方的办法，代替了机械挖基槽。这样做，尽管自己不得不天天守在施工现场，反而对国家减少了62%的土方量、节约投资21.08万元，而且使工期提前，更确保了俑坑文物的安全。领导眼睛盯的是结果，对其他是无须在乎的。咱可是有点“阿O”的精神：自己在心里乐滋滋地咀嚼着“快乐”。10月8月，陕西省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开始浇灌第一个拱柱基础的垫层，它标志着保护大厅从设计图纸变成了使人们能看得见的实际。

　　恰恰在这个时候，即10月25日，传来中央在天安门上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倍感振奋和轻松。为秦俑博物馆的前途着想，取得筹建处杨正卿主任的支持，我除过施工组的工作之外，还为秦俑博物馆自觉地办了三件“份外”的事情。这就是：

　　第一件，国家拨款500万元，是用于盖一号大厅的。设计上，这也是唯一的内容，显然上下都是着眼于纯粹作保护。而我想得多了一层，并建议在这大厅之外，另建两个辅助性的专题陈列室，以便起到配合主题、丰富内容和有序引导的作用。结果，我的建议与设想，被采纳了并得以实施，对秦俑馆以后的多样性陈列起到了肇始的作用；

　　第二件，我预料到文革后即会有一个“文化热”的来临，为使秦俑博物馆一起步就能同这一大趋势合拍，便建议在筹建期间即应着手图书资料的建设。杨主任很同意我的理念，挤出经费来，让我去做这一工作。于是，我多次从西安选购出古本文献典籍及三大考古杂志（《考古》、《文物》和《考古学报》）创刊以来的全部刊期，共约千册左右。这大概也算是秦俑馆图书馆的前身吧；

　　第三件，从业务建设考虑，为秦俑馆积极引荐业务人才。

　　建设秦俑馆，是为了展出秦俑。宣传秦俑，必得了解秦俑。研究秦俑，在于深化秦俑。通过秦俑，发掘秦文化，扩大视野，展现新的更优秀的文化。这，就是我当时对国家修建秦俑馆目的的理解与延伸。我自觉的奉献，也是基于此。以后30年来的事实说明，我一开始同秦俑结下的情缘是纯真的，丝毫不会去“捞一把”。说实在的，在创业时期人们的关系是好处的，甘苦与共。一旦有了收益，同个人的利害挂上了钩，彼此之间就很难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来衡量了。

　　在秦俑博馆筹建处期满一年，建筑材料运到现场，一号大厅的主体工程有了奠基，调进的正式人员也陆续入位。这时，我们这些从省文化局下属单位抽借来的19名同志也要一律返回。派一辆面包车，把大家拉上去乾陵参观了一天，这就算是对诸位“支援干部”的酬谢。因为我属于省文管会、博物馆的业务人员，再加之志向秦汉考古，这就很自然地转到了由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坑考古队”来。

二、新到考古队的老学生

　　1977年前季，考古队因为挖秦俑之功，组织大家去外地参观。大部分同志乘飞机去了南方，只有程学华自愿留下来主持临时工试掘二号坑。按照当时的时髦名称，就是办“亦工亦农考古学员训练班”（从附近农村雇用的年轻临时工）。很有意思的是，虽然“四人帮”已经垮台，但在程先生当家的一段时间里“突出政治”的气氛还是很浓厚的，一切行动都带有点“军事化”的味道。上班时，他布置这些学员除过扛工具、拉架子车，还要排队前行。车上放着一块小黑板，到工地后，把黑板挂在柿子树上或是栽在高土堆上。黑板上写着这些“学员”自作的诗。每天轮換一首，多半如“手握宝书心向党，一心一意把古考”、“毛主席的话是真理，字字句句记心上”之类。

　　那时，老程叮咛我：“你是搞研究的，就不要下坑了。发掘就让他们学员搞吧。”他交给我的任务是：过几天，把食堂的“黑板报”換一次。于是，又编、又写、又画，这对从中学以来就写黑板报、办壁报的我说来，易如反掌，所以每次都如期完成。他还要我把过去形成的一百多首“学员诗”编印成册，虽然我不懂这“顺口溜”式诗的“格律”，还是二话不说地认真去做。从内容上分了类，冠以标题，设计出封面和版式，再交给学员吴耀武刻蜡版。过不了几天，一本本刻印清晰、装订整齐的《考古学员诗集》就很快地送给了老程的案头。这些小册子除每人一本之外，其他的就成了送给领导者的“礼品”。

秦俑出土

　　作为考古十几年的老大学毕业生的我，现在受到如此“关爱”和“器重”，真是让人有偷着乐的滑稽。而我还是有甘拜下风的精神的，愉快地接受了下来。不过，在“完成了任务”之后，时间就属于自已的了。所以，自己一有空还是钻到坑里去同学员们一块搞发掘。晚上，挑灯夜读。我想：不让接触实际工作，没关系。让咱“住闲”，咱自己也不能闲。

　　秦俑二号坑面积有6000平方米，为了解其坑形结构与文物内涵，考古队在坑范围内的不同部位选取一些“特征点”解剖，前后共开挖了19个试掘探方。至于写《简报》的“执笔人”，那是队领导早先确定好的王玉清同志。当时写的程序有些别样：不是发掘结束后按“探方纪录”综合归纳的常规做法，而是在发掘过程中根据《简报》的框架，执笔人到发掘点上凭自己观察、了解情况，记到自己的小本本上，再形诸于简报文字。这也许是“省文管会的做法”，挺简捷，同我们省考古所“发掘日记—→探方纪录—→编写简报”的做法有别。我也不好说什么，反正又不是交我写的。但出自一种习惯，总不愿站在河岸上看“水涨水落”。这也并非对他人不放心，而总觉得“为大家的事”应该做好。于是，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分析情况、讨论问题的机会总是很多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我提供的很多文献与论文线索，后来写进“几点收获”中去。

　　不过，当王玉清真正动笔写“简报”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生了问题。这就是他从程学华那里要来各试掘探方的图纸，准备形成一张“二号坑平面图”。但他拼来对去，总是弄不到一块。要么，是两个并列的“过洞”靠在一起而不见中间的“隔梁”；要么，就是两个并列的“隔梁”靠在一起而又不见中间的“过洞”。而且从平面上看，整坑形也变得畸形怪样。当然，这种情况是不符合实际的。王玉清本来就是个思虑多多、举步稳重的人，为了对图，虽不能说是“旷日持久”，至少也可比喻作“步履维艰”。 怎么办？因为工地拿事的领导长时间在西安。他只有继续伤脑筋地在那里苦“对”着。

　　拿事的人终于来了，也有点恼火。11月16日，考古队的我们几位业务干部被带到野外已经回填了的试掘坑现场去。顶着寒风，用铁铲在坑位上铲啊铲啊地铲。当然，这难不倒识土色、辨土质的考古人。所支出的，只不过是费点力气、出点汗而已。过不了多久，还是找到了二号坑的四边四隅和散在内部的各试掘探方。这时的我王学理，就排上了用场。驾轻就熟，我用大平板测量仪把铲出的轮廓线测绘到了图纸上。

　　啊！这时才发现，图纸上的试掘探方没有一个是正方向的，其拐角不是钝角便是锐角。“过洞”数不是原来坚持说的13个，而成了14个！之所以发生这问题，原因就在于开始划方放线时用的是手持罗盘，凭着“一只眼”在看。难怪“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只是苦了王玉清这位老实人。以后《简报》发表了、并为社会引用的那张“秦俑二号坑平面图”，就是那次经我测绘的结果。事实让人再次明白：田野工作固然同土打交道，可并不是纯粹地“挖土”。 科学的态度与方法是积累研究资料的凭借，绝对马虎不得！

　　秦俑三号坑是个小坑，虽然面积只有520平方米，但全面揭露过程仍占了1977年全年的时间。领导还是常在西安的上层忙着，老程还是掌握着田野工作。他强调由他来主持“培养学员”，仍然给我没有具体任务。不过，我还是每天跟班到坑上去发掘。其间，除过自觉地测绘“三号坑平面图”之外。他硬拉着我用“海鸥牌”照相机拍照、冲卷。人家虚心求教，咱也不能保守。还手把手教会了他如何用“显影罐”，直到他照出的黑白照片有了层次感为止。

　　高大如实的秦武士俑和壮阔的坑形结构，是很容易招人注意的实体。而对残存在俑体表面那一星半点的色彩，就很容易被人忽略。大家只要翻阅一下秦俑坑原先发表的几期“简报”就会看到，文里只提到颜色的名称和大体的部位，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我参与坑内工作，就特意留心这个问题。并决定给予補足，因为这里面包含的文化密码是绝不应忽视的。

　　三号坑未经火焚，所以试掘出来的陶俑颜色绚丽多姿，保留面积也大，是其他坑所没有的现象。因为爱，就怕失去。为要纪录这些原色，真令人招急！那时要把这颜色纪录下来就得靠彩色胶卷。买，没有领导的支持，只能“可望而不可及”。想买，当开口时又闭上了嘴。没有领导给任务，自己又是后到的，个人提出，不是自找斥问：“你想干什么？”因为在省文管会，我是碰过这钉子的。那是宝鸡茹家庄周墓出土之后，很多人都去参观过。我向文管会的负责人要求，也想去看看，结果没去成还狠狠地被克了一顿，说是“想挤热闹”。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我真后悔不应该调回省府的这座大城市！

　　不过，“办法”还是“逼”出来了。我当时设计了一张内容详尽的“颜色登记表”，逐俑按部位登录。办法之二，就是请秦俑馆的王志龙同志以“广告颜料”按陶俑的色别临摹，从而形成了一张包括13种色阶的“秦俑色样一览表”。当时，惟恐颜色称呼得不准确，惟恐拿上“登记表”和“一览表”会给人造成误导。于是我特意拜访了王子云、何正璜两位艺术前辈，请他们给予定名。可惜，我登记的“三号坑陶俑颜色登记表”没有被老程起草、领导定稿的“三号坑简报”所采用。他们宁肯让陶俑服饰的颜料一项空缺，连这里的颜色提都没提。他们也不采用我测绘的三号坑平面图，却让“学员”用手持罗盘照我测的那图重画一张，连我设计的符号也搬了过去。后来我想：这大概是怕我产生“名利思想”，也好让他们“青一色”吧。其实，我作的“色表”和“测图”用意绝不是为了自己，而是给考古队的，以为这是“我看到的不足，就应该去做的”。即使简报上采用了也不会提名道姓，这更是基本的常识嘛！但现在对考古学术界有好处的事，为什么就宁肯欠缺呢？

　　啊，秦俑啊，秦俑。你们在阵列里都能融处在一个群体，而请你们出土的考古队就这么几个人，怎么还是百肠万结啊？谁能回答人们脑袋里装的是什么呀？
                             

三、嚼的并不是甘蔗渣

　　在秦俑面世的早期，为使学术界能接触到真实的材料、真正的“认识秦俑”，我出于无奈，不得不撰写了《秦侍卫甲俑的服饰与绘彩》一文，附上三号坑“颜色登记表”和彩俑复原图像，发表在《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上。这才让外界第一次看到了秦俑原来是多色多彩的，随之也有人为文附和我“秦尚黑并非社会色彩一抹黑”的观点。令人欣慰的还是后续有戏：“秦俑色样一览表”，也一直是秦俑馆陈列中的“保留节目”；秦俑一号坑正式发掘前五探方时、和在以后编写《考古报告》时，已经改头换面地采用了我设计的“颜色登记表”这一格式。

　　陕西有句俗语，叫做“笨鸟先飞”。当然，我这个笨人看准了方向时才会不停歇地要飞到目的地去。因此，把那些不如意的事，往往看得并不那么死。我自以为：在秦俑二、三坑试掘期的1977年，老天爷还是给了我一个真正“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毛泽东关于干部下放的指示)。西北大学历史系邀请给考古班的学生讲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专题课。秦俑考古队当时在内部作了一下分工：有讲秦始皇陵园的，有讲兵马俑的，也有讲秦俑艺术的……。给我分配的讲题是：“秦俑兵器”。

　　兵器者，看玩笑者说是“冰器也”。过去连金石学家在自己的著录里都是把它放在最后，因为它没有像青铜彝器和铭文那样地有味道。因此，不太招人喜爱。但现在，大家都在津津乐道地说秦俑、道军阵，既时尚，又显品位，还有谁能在戈、矛、剑、镞上说几句？既然领导叫咱啃这苦燥的东西，真算是抬举咱了。从此，我就开始了阅读大量的古代军事典籍和现代人的研究成果，走上了繁难的爬梳之路。岂料这内容的广博，大大地超越了以前考古学的资料范围。凡涉及到军事学的、艺术学的、冶金学的、机械制造学的等等，无不在我眼前掀开一个大大的窗口。那个时候，能看到的兵器专著只有周纬先生的《中国兵器史稿》一书。这是很多人都见到过的一本精装书，甚宝贵。但它收入的兵器资料都是1949年以前流传于海外的文物，且论述的观点也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而不尽恰切。我想：建国以来，出土各时代的兵器资料是如此地丰富，难道不应该有一部像样的兵器史吗？适值杨泓先生的《古代的甲胄》一文发表了，接后是《战车与车战》等文章的面世，这使我高兴地看到在古兵器研究领域里毕竟能够迸发生机的。

　　面对秦兵马俑这个考古学上出现的新课题，我研习所得，就先试写了《“吴钩”解》、《秦兵与秦卒》、《秦俑军阵浅析》等篇小文章。竟然在一些刊物上给发表了，而且反响还不错。现在看来这些用考古资料写的文章是极其的稚嫩，但当时的何正璜先生一再称赞有加，以为同一般的考古论文有别，甚有特色。《秦俑军阵巡礼》一文发表后，我的老师陈直教授及时给予了点评。对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我从冶金、机械加工和表面处理等方面作了考察，写出《秦俑坑青铜兵器的科技成就管窥》一文。当在学术刊物上登载出来之后，立即收到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黄盛璋研究员的来信。他说：“你至少在此前，从考古研究上已开出一条路子来……”。师友们这些暖人心府的话，使文革以来长期沉寂而又刚回到业务轨道上的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接后，就是连连发表学术论文，并开始了一些书稿的写作。

　　看来，古兵器并非无味的甘蔗渣。当我写秦俑兵器的文章接连发表之后，使人高兴地看到考古队的一些同志也从这个道上写文章了。

四、一号坑正式发掘用上了咱这“挖土的”

　　1978年8月5日，秦俑一号坑正式发掘。对大遗址的发掘，本来应该对前此的试掘期好好作一次回顾和总结。因为这么大面积的遗址，特别是兵马俑所具有的特殊性，是全世界考古中也是第一次遇到。严格按考古操作规程，进行系统化的工作，是非常必要而严肃的。它的开工，不言而喻，既是衡量科学工作的指示器，也是对未经专业训练者一次实践的机会。按一般道理，对学过考古的或是未学考古的人，以及习惯了挖墓的文管会人员，都应当是值得珍惜的。但以后的事实，足以证明了当时的轻率。

　　通过前此跟学员们“考古见习”，加之我多年来在考古研究所发掘秦都咸阳遗址的体会，就满腔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发掘劳动中去。秦俑一号坑坑体面积12420平方米，共划分成２７个探方。在揭去上面厚约2米的“表土”之后，秦俑考古队安排业务干部“顶方”作“细部清理”。我在短期内先后开过的探方是T4、T5、T13、T14和T24。当别的人只守一个探方时，我有时要兼顾三个探方的清理。杭队长说“能者多劳”，这一句话算是对咱的“奖赏”。我每天在俑坑里，同技工一起分析迹象或作纪录。三几个纪录本交替着使用，真是忙得不可开交。但从来不假手于人，更不习惯于坑外的“工头”作风。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很少离开。

　　针对多人上手的大遗址发掘，除过工作部署不言，而发掘记录必须有统一的要求。否则，参差不齐，对最后要形成“考古报告”是极不利的。为此，我在考古队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并以湖北盘龙城发掘为例，指出北京大学学生实习结束、急于离开工地而要去外地参观，扔下零乱的记录却整苦了湖北队。但杭队长说：“那有什么统一的！记录就是情况、地层、迹象、出土物和结论五个部分，谁还不知道？”

　　秦俑坑的特殊性是异常明显的，随着发掘的进行，我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咱的建议队长不接受，有身份的业务干部不表态，真是孤掌难鸣啊！

　　我同王玉清、屈鸿钧私下沟通意见，晓以利弊。这些无职无权的人好说话，加上个这人微言轻的我，终算在考古队的会上有了呼应。杭队长最后发话：“王学理，那你就弄一个来”。

　　咱这天生“吃苦的命”，自己给自己找笼头戴哩。拿上领导的鸡毛当翎箭，就整整用了七天时间，写出了一份“发掘纪录提纲”。从大纲到细目、从文字到表格，都规定得异常明确。呈送给了领导，一再声明：供讨论，可补充修改，甚至可推倒重来，但不能没有。28年过去了，早已是泥牛入海，何谈当时讨论修改！

　　后来一位好心的人把我“克”了一顿：“你真傻！你的好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不是显得领导无能吗？受人恭维的“权威”的脸往哪儿放？你何不跟领导溜？”

　　“啊，原来如此！”我有点愕然。难怪省文管会的老同事都说他“布置工作、检查工作、总结工作，非常㨗快简单，一言以蔽之曰‘弄’！”“他在上级领导眼里可是最听话的。评工资大家争了个认真，他一言不发却能次次晋升。”

　　但是，秦俑考古队没想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考古学规划会议”，在古城西安人民大厦召开，时在1979年4月。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眼睛盯着秦俑，大家眼睛盯着夏所长。据说，夏所长已独自看过秦俑发掘有好几次，而且在大会上已经点了名。有一天，全体代表在夏所长带领下来参观秦俑。考古队停工，我就回到宿舍（宿、办合一的一间房）里去整理材料。按习惯，遇到新闻记者采访、拍照制版、电台录像之类的事，咱就自觉地向后缩。秦俑考古多少年，咱没有工作照（只有一次给队长作了个配角），更谈不上出现在印刷品上，就是这个原因。这天赶上全国的考古同行来，咱同样是不“凑热闹”为好。突然，有个临时工“学员”下气不接上气地跑步来叫我。说：“老屈叫你赶快拿上纪录本，夏所长在大厅里等着哩！”

　　原来，夏所长问了各种问题，考古队接待的人都有应对。突然问：“你们有没有纪录？”答者说“有，有。”不料想，夏所长穷追不舍地问：“你有没有？”“有。”“拿来我看看。”“我的放在宿舍里，现打发人去要。”在这节骨眼上，想起了王学理。

　　我来到了大厅，夏所长接过纪录，站在T4探方上，一页一页地翻。代表们可是里三圈外三圈地把夏所长、屈鸿钧和我三个人围了个严实。夏所长边看边说：“纪录得细啊，图也画得不错。就要这样，要多记情况、多画图啊。”代表们看到今天没有发作，就陆续地散去，看自己感兴趣的秦俑去了。

　　随后，国家文物局黄景略处长、陕西省文化局陈梦东同志几次连着到考古队来开会作“思想开导”，叫赶快结束发掘工作。其他人是在原先试掘过的探方上重新挖的，工作量相应地轻得多。而我所在的T20坑，是新开的探方，虽说是要马上结束发掘，岂能草草收场！但难度、时间就相对地加大了。

　　1979年9月27日，秦俑考古队宣布：放了长假。仅隔三天，在国庆节这一天，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正式建成开放。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门庭若市。光来的大小车辆在馆门口停不下，长龙似地在临（潼）～马（额）公路上排到了“五里沟”。考古队虽说是学员放假，而业务人员还在，但没有任何人接到“请柬”。队长和“长”字辈等人回到西安后，心有不甘，又来到秦俑馆。走了一圈，还是没人理睬，就悻悻地又踏上了西安的归程。这是新成立的“秦俑博物馆”给“秦俑考古队”发出的第一个信号，正如西杨村老百姓评价的：“考古队把爷爷当成了孙子！”

　　秦俑的展示，固然令社会各界人士通过凝固的历史，能够一睹秦始皇当年兵强马壮的风采。但开馆前夜的“考古学会大会”却改变了秦俑一号坑发掘的轨迹、随之考古队也接连演绎出了一幕幕出乎常人意料的活剧来。其中之一，就是王学理成了“出卖考古队的人”，流言蜚语不一而足。我感到周围冷淡，主动地找人“谈心”，但件件不得要领。咱被彻底的孤立了。这时，又是一位高人“克”了我一顿：“你以为你的纪录救了考古队的驾！夏所长人家是真正的行家，批评秦俑发掘的三大问题，省上谁能顶得住！现在队长要过地方领导那一关，他要表明：‘不是自己的无能才被夏所长抓了把柄，而是有了内奸才使夏所长成心找岔的。’你想想：在保那个小小的乌纱帽的关键时候，人家咋能不找个借口？”

　　秦俑一号坑的发掘已经停止，考古队在风雨飘摇中度过了近５个年头（1979年10月2４日～1984年11月下旬）。在这期间为编写“考古报告”，省上领导一再限期督催，目的是用“出版成果”堵住夏所长的嘴。队长在上面“很听话”，一再保证。岂知管理上的不科学，步子凌乱，“考古报告”那能一挥而就！敷衍不过去，最后又使出了一招“撒手锏”，说：“大家都完成了，就是王学理拖着不写。”

　　我王学理这一下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罪人——上次是你向夏所长“告的密”，这次又是你“拖大家腿”。省上领导怎么会责怪队长的无能呢？矛头很自然地又集中到王学理这个点上了，连德高望重的武伯纶老先生也惊动了。他专门坐车来到考古队开会，老人家把拐杖在地上边戳边问：“学理同志：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在我如实地回答之后，队长脸色由红变紫，其他好心人也为我捏了一把汗。老人家毕竟是老革命，说：“啊，啊，再不要彻底了，你还是出土啥就写啥吧。”

　　好，我除过完成T20探方纪录之外，同刘占成同志对过去出土的兵器开始了统计、测量工作。但当我执笔写的时候麻烦就真的来了，首先出土物的位置定不下来。它正是我过去建议时，统一座标就是“问题之一”。如若有人不信，可以看看一号坑定的座标点是不是错的？是不是有违第一象限的常规知识？因为把0点放在探方的东南角，由纵横轴定位的文物，如写在“考古报告”上势必是南辕北辙的笑话！还可以再查一下文字纪录，对文物定位的表述法就见有：“北墙下×厘米”、“南墙下×厘米”。你能明白这指的是“隔墙”，还是探方之边？即使你认定了这个“墙”，但量出来的只能是一条“线”而不是一个“点”，同样也定不了文物所在的位置。还有写作：“在第×过洞中由北向南数×厘米”、“由南向北数”、“由东向西数”、“在由北向南第×号陶俑×厘米”……等等，足有七、八种之多。为确知兵器文物的位置，我再拿上纪录去同图纸查对，有些在图上就没有标注，根本就无从查起。

　　我之所要这么认真地去查对，因为这对武士的兵器配备、兵种在阵列中的“位”、指挥系统的构成……等等军事问题都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如果我遵照“有什么写什么”，也可按文管会那种简报格式，分型分式、数量统计、形状描述也足够了，何必自找苦吃呢？再说，俑坑里各类兵器体量小，分散，容易移动。而不像陶俑是修复好了，入坑是“对号入座”的。在整理上，二者的工作量难点不在描述和测量上，而在于对兵器出土位置的确认上。在此，整理兵器之苦真是“苦不堪言”！如果今天那位研究家把一号坑的平面图拿出来，对照一下前五方和次五方的文物分布，特别是T19和T20之间一疏一密的情况，正好是以两探方相邻的坑边为分界线，你就会明白一个人的工作态度与工作方法了。不然，你会以为那是古人有意的安排，还在那里傻虎虎地研究什么军阵，再去引伸张扬！

　　不论怎样，原来预料的这苦果，还是让咱吃了。终于写出了这个秦俑一号坑考古报告的“兵器”一章。当我交出文稿之时，其他人甚或还没有动笔。我这才恍然大悟：早先说“大家都完成了”的话，那不过又是一句骗上级领导的鬼话。在我交稿一年之后，他们才在省文物局统稿。在这个时候，根本就没让“执笔人之一”的王学理参加。很清楚：因为那是报功请赏的会，怎么能有你的份！

　　我真弄不明白：功劳归己，诿过于人，算什么领导作风？文过饰非、装聋作哑，算什么正人君子！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嘛，不是成天喊“政治挂帅，思想领先”么？如果用文化大革命中那个“派性”的话，显然套不上。哪这又是什么样的“性”呢？……反正怎么也想不明白，我也就索性不去想了。

　　咱得认了：苦乐有命，贫富在天！

五、新的秦陵考古队还是遭了暗算

　　1985年，陕西省考古文物机构在“理顺关系”的思路下作了一次大的调整。过去，田野考古发掘、文物管理保护与陈列展览，既是三大条块，又是纠缠在一起的“糊辣汤”。现在，按单位性质和职责权限分别属于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历史博物馆。据主管文物的副省长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了“越职侵权”所造成的混乱。

　　据此精神，陕西省文物局撤消了由省文管会领导的“秦俑考古队”，责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重新组建了“秦陵考古队”。新的考古队队长由石兴邦所长兼任。6月19日宣布王学理任所秦汉研究室主任，兼任“秦陵考古队”常务副队长，主持发掘工作。

　　1979年秦俑一号坑停止发掘以来，陕西省多次要求恢复。而国家文物局一直未批，只要求陕西认真地写一份过去工作教训的总结。但呈上去的报告，多半是在夸成绩。这不给夏所长面子、也不给国家文物局台阶下的做法，当然是通不过的。

　　现在，我们新的“秦陵考古队”成立，就意味着事态有了转机。但国家文物局的要求依然未变，我们虽然不能代人受过，也得针对过去原“秦俑考古队”的做法，拿出自己的打算。于是，我亲自写出了《关于发掘秦俑一号坑的技术性规定》上报。因内容翔实、又具有可操作性，就获得了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随后，就人员、纪律、财务、财产做了切实的整顿，落实了发掘、提取、修复文物的具体措施等等。

　　但改制工作是得罪人的事，非常艰难。这时又传出“王学理收走材料，自己去写报告”啦、“把某领导的人裁了”啦、“用的是自己的人”啦……。有人在考古队院子里不顾自己的身份，当着学员的面，公开抵制，企图抹黑，制造麻烦。有人出了国，却怂恿自己老婆去省上闹。还传出省考古所报文物局的文件上，用铅笔把王学理勾成了“第一副队长”……。真让人想不开：平日里谦谦君子，一再声称“自己不是当官的料”，但现在为个算不上官的考古队长，竟如此地费神！

　　秦陵考古队还是度过了暂时的难关，迈过了人为的坎，终于在1986年3月24日开始了秦俑一号坑的第二次发掘。

　　秦陵考古队的有效整顿和科学发掘，得到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肯定。在协调发掘和展览的关系上，也使得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秦俑博物馆双方都比较满意。因而在这一年里只用了8个月时间，工作量就抵过“秦俑考古队”过去四年半的总合。发掘2000平方米，取掉了位于一号坑正前方妨碍观瞻的大土台子。出土陶俑706尊、战车遗迹11处、陶车马44匹、战鼓遗迹３处、铜铎３件、长兵器13件、青铜残剑４把、弩迹24处、束箭迹49处、器柄12根，还有工具等文物。把车、步兵种的协同作战、兵器配备原则、金鼓兼有的指挥系统等军事学术问题，一下子很清晰的呈现了出来。而“双车编组”有前有后的关系，更是增进了人们的新认识。

秦俑三号坑平面图

　　总结前此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在1987年第二次开挖次五方（T11、T12、T13、T21和T22）时，从质量到速度均作了更加符合规范要求的调整。计划再经过两年的发掘和修复，可以开挖过一号坑的中轴线，既可以通过对称关系了解整体结构，又留下五个探方（T3～8）给秦俑馆作永久性保留。那么，截止1989年底，或再稍长一段时间，就可以出版一本完整的《秦俑一号坑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廷芳副所长陪同院秘书长，对正在发掘着的秦陵考古队工地现场作了一次“微服私访”。他们既不给陕西省文物局有关部门打招呼，也没有什么陪同，而是混在观众中来到了秦俑一号大厅。当下坑参观了发掘现场，又看过修复室和文物库房，听取我的设想与安排后，就离开了。过后好长时间，我返研究所办事。一走进石所长办公室，他异常高兴地说：“王所长己转告国家文物局，说你们这次是符合科学发掘的。”为陕西争了光，皆大欢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得到了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叶小燕等多位专家也都陆续赶来入坑参观。一律接待，不搞资料“神秘化”。

　　在秦陵考古队内部，民主协商，光有纪录可稽的干部会就有50多次。有内容，有步骤，有结果。大家团结，和谐相处，少了过去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状态。

　　考古队处理同秦俑馆的关系时，提出了“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的原则。每天上午10～12点、周六和周日，是参观的高峰期。考古队就主动停止运土，避免同参观路线的交叉。卫生管理区也是明确划分，不再像过去在重要外宾参观的前一天，秦俑馆任何人都可指挥考古队停工，打扫卫生。当外宾来馆，秦俑馆接待员工是西装革履，人人衣冠得体，而同土打交道的考古队就得停工放假！在考古队院子里，有几棵属于秦俑馆的柿子树。枝繁叶茂，果食累累。但成熟时，秦俑馆一哄而上，果子全部摘走扬长而去，残枝败叶烂果狼籍遍地。现在，既受到考古队的保护，秦俑馆任何人不得干预。成熟后，分送两个单位，人人有份。过去秦俑馆由外地运回苹果之类，给自己职工分剩下的才叫考古队去领。但排队时，往往受到呵斥，使得考古队学员在精神上受到伤害。现在，状况改变了，双方都满意，再少有扯皮的事发生。

　　 陕西省文物局领导在不同场合，对我们的工作夸奖有加。年终检查，副局长也特地到考古队表扬。

　　可是，就在秦陵考古队起步的第三个年头，拟在发掘的同时，启动色彩保护和计算机引入文物修复两大项目，准备大干之时，因为飞来横祸、代人受过而被彻底的击垮了。

　　原来，在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新组建“秦陵考古队”时，陕西省文物局曾几次召开过“四方联席会议”。面对前后两个考古队的交替，特地确认了俑坑文物的归属问题。当时用陕西的一句谚语是“谁家的娃谁抱”，局长和处长特别交待：“原来秦俑考古队经手的出土文物交给秦俑馆，而新成立的秦陵考古队只管今后新发掘的文物”。并随后陕西省文物局下发了〔85〕66号文件。其中有关文物的规定是：

　　“二、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四、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移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
“……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但是，“绳从细处断”。1987年初，王学理把工地作了一番安排之后去北京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定稿会议。不料想，2月17日晚在考古队的一间杂品库房被盗走了一个将军俑头。后来失窃案破获，俑头被追回，并对五位案犯绳之以法。这在当时的大小报纸、电台、电视台上连续追踪报道，弄得纷纷扬扬。面对中央对造成事故责任的追究，陕西省文物局原局长王文清怕追查已任处长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影响自己竞争“副省长”的仕途，便移花接木，偷偷地处分了现“秦陵考古队”一干人员，既对上级交了差，又欺骗了社会。

　　当“秦陵考古队”受到这不公的处分之后，多人多次向陕西省文物局陈述，并书面向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部门反映。据这份严肃的官方文件，指出：

　　第一、交接是在原秦俑考古队和秦俑馆之间进行，同现秦陵考古队无涉；

　　第二、移交内容限于“原秦俑考古队”发掘的前五个探方（T1、T2、T10、T19、T20）的全部出土文物。而同现“秦陵考古队”发掘的次五探方（T11、T12、T13、T21、T22）没有任何关系；

　　第三、交接双方的人，分别是原秦俑考古队长杭德洲和秦俑馆保管部主任马秀青，并不牵扯现秦陵考古队任何人；

　　第四、连接收文物的修复、复位、安全和卫生工作都由秦俑馆负责，任何事故都拉不上现秦陵考古队；

　　第五、限定1985年底交接完成，而实际上拖了一年之久。空档期的文物安全问题，文物局为什么不过问？至于拖期长短、交与否等等，都同样和现秦陵考古队不发生瓜葛。

　　执行的事实也是：原来秦俑考古队就没有文物登记册，而在移交前的1986年７月，由杭德洲组织人对秦俑逐室搜罗、登记造册，随之是马秀青带人清点、接收文物的。那么，登记在前，交接在后，丢失又靠后。用公式表示，就是：“登记—→交接—→被盗”。而这件被盗的俑头没有登记入册，也没有交出，算不算“隐匿文物”？如果算，又是谁隐匿的？既然接收人据《登记清册》收到四个将军俑身子和三个将军头，为什么不查查另一个头到哪里去了？既然丢失的将军俑是前五方的文物，为什么在交过之后出现在秦陵考古队原来无文物的杂品库里？放入的人，告知过现考古队队长没有？……。

　　但是，原陕西省文物局局长王文清置政府局制定文件的法律效力于不顾，置起码的事实于不顾，利用上级与群众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的状况、混用“考古队”队名，包庇原秦俑考古队当事人，硬是栽赃给现秦陵考古队。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凡是处于变动之机，各种人都会以不同的面孔、喊着“貌似公允”实则掩盖自私目的的调子，或明或暗地做着利于自己、陷害他人的手脚。

　　当了“替罪羊”的秦陵考古队被挂了起来，申诉无门。被发掘出来的秦俑及其迹象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欲哭无泪。

　　时间过去了整整20年，秦俑一号坑的文物现场还是维持着那场灾难时的老样子。而观众如潮，经济效益持续在增长，那还有谁去想历史留给人和事的伤痕？

　　在这种悲凉而又残酷的现实环境中，我还有什么办法呢？1987年，找过省纪委，王文清早把眼给堵上了。接待的那位女人故意珊珊来迟地拿架子不说，一坐下来就阴沉着满脸横肉，开口就说：“被处分的人，谁愿意承认错误和责任？”找监察厅吧，接待的同志说：“我们有两个处，分管省厅局级和地市级。现在不接新检举材料，光手下接的案子查到2000年还查不完呢！”找中央吧，王文清利用合法身份面对复查批复，在考古所开过会。那位姓黄的，看着局长的脸对王学理说：“尽管不是你管的文物，但丢失了，不能说你没有责任呀！”……他们就这样“走过场”地在演戏。以后连这个“过场”也不走了，怕的是他们“受审”，干脆一次次用假报告蒙骗上级。咱想了想：1957年给多少人带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弄得那些精英们家破人亡，长时期忍受着精神、肉体和生活的折磨。但后来做平反工作的，绝不是当朝的皇帝。1989年后季，我一拍屁股，走人！让得益者高兴去吧。

　　咱离开秦俑，秦俑只奏一个音符。历次秦俑学术讨论会，都免不了颂功之声响彻霄汉。台上坐着的，趾高气扬，除过肉麻的吹捧之外，就是对弱势者的奚落和指责；在不得不安排你最后发言，还故意制造冷场。有的人，为讨一杯羮而摇尾乞怜地在《陕西日报》上推出“秦俑之父”的称号，考古所的霸头恨不能变性也使自己能成为“秦俑之母”！台上有头有脸的，得意忘形又免不了几份倨傲的神色；而台下的一片喧哗：秦俑一号坑是农民打井中由公社水保员报告的，二、三、四号坑和陵园情况是钻探出来的，怎么把当时并不负责也没有具体干的人变成了“惟一”？亏你们还是学历史的！怎么在“势”和“利”的诱惑下，都得了软骨病？

　　至此，谁也不得不承认，秦始皇确实是位了不起的伟人。他生前，叱咤风云，令全国的人以其鞭指而趋；他死后，也带给了这里无人不享的嘉惠，不论是谁都可以得到名、利、位的满足！

　　咱把伤口舔舔，也得了。

秦俑出土
 

六、重新拓荒，旧情难忘

　　我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组成“鼎湖宫考古队”，带队去了蓝田焦岱，开展对这一汉代离宫别馆遗址的调查和钻探。1990年5月23日，又率新组建的“陕西省汉陵考古队”开辟汉景帝阳陵工地，很快打开场面，并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我从此离开了曾倾注心血14年的那个地方——秦始皇陵兵马俑发掘点。

　　人离开秦俑，而心系之。我可以这样说：在秦始皇陵地区仅以秦兵马俑坑而言，前后经过两个考古队的调查、发掘，对其平面位置、地层关系、坑形结构、内容布局、文物属性……等等基本问题已在掌握之中。至于再发掘多少，并非关键，而有直接关系的只是“考古学要回答”的那些问题。挖与不挖，对吃“政治饭”的领导者而言是不会在心的，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到门票的收入，更不会影响他们自己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捞点”什么的欲望与实惠。当然，继续发掘是不乏有“新的发现”，但其总趋势也只能是数量的增加而己，对总局和属性不会有根本的动摇。既是如此，我虽然从秦俑返回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而原来的“秦俑研究”计划并不因环境的改变而搁置不前。所以，当我主持汉阳陵陵园考古以后，面对新的考古项目、新的研究内容，而加快步伐在完成既定的秦俑课题。除此之外，我心不旁骛，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与学术会议。别无选择地继续踏上了吃苦的征程。

　　蜗居在张家湾村的民房内，顶着严寒酷暑，烛膏继晷，又写、又画、又编、又跑出版社、又跑印刷厂，终于1994年出版了《秦始皇陵研究》(30万字)、《秦俑专题研究》(72万字)和《秦物质文化史》(53万字，合)三大部学术专著。如果再加上1988年出版的陕西历史文物丛书《秦陵彩绘铜车马》，毕竟从全貌上涵盖了秦始皇陵文物内容的几大课题。至此——

　　我可以对秦俑说：“由于亲近你们，我才认识了你们！”

　　我也可以对社会说：“我尽了努力”；

　　自1987年那场卑劣的变故之后，我每年还是多次去秦俑馆的，也总免不了要去看看那些朝夕为伴的“将士们”。尽管“五味俱全”，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做“袍泽之谊”？

　　当外国客人问起：“为什么一号坑停止到现在还不发掘？”我回答不出来。

　　不知道那些旅游团的翻译又是怎么回答的？

　　更不知道那些亲手葬送业务成果的当权者在夸耀自已的辉煌业绩时，又是怎么面对秦俑的？

　　尽管秦俑三号坑己于1989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二号坑的棚木以上也来了个“大揭顶”，……。几年过去，不时也有些“旧闻新播”的轰动。但在我们这些知情人看来，也不过“似曾相识”而己。除过炒作，再巩固一下已占有的声名而外，还有什么？

　　“考古文学”的成名作家岳南先生，在其出版《风雪定陵》、《万世法门》和《复活的军团》三大作品之前，曾到秦俑博物馆作了长时间的采访。后来据他说，在那里举目无亲，首先还是采信权威人士。当然，谁说的话都听。但听到的，都是说自己对秦俑有什么什么贡献，从不涉及别人。很不像其他地方的团队，说到成果时总是“先人后己”。当听到在秦俑发生“丢失将军俑头”的故事时，才知道了“还有个王学理”。于是专门跑西安，登门拜访已经离开了秦俑的王先生。所以，在书中也只涉及将军俑头。他摇头叹息：发掘秦俑是那么大的工程，难道有突出贡献的就是一个人，其他人都是配角？说了那么多，头头是道，但连一个自己“是不是队长”的问题，至今都不能做出肯定的回答！真奇怪。

　　在“世界第八奇迹”的这地方，绝不能简单化地拿“文人相轻”的帽子往下扣。记得我在“秦俑考古队”时期，知道有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当领队，有党支部副书记兼革命委员会委员在，还有四五位在文管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自己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年轻的“小同志”。自己认定：干好本职工作是最主要的，还要牢记“不争荣誉身得安”的话。所以对秦始皇陵园的重大发现、秦俑军阵及秦俑艺术等“热门话题”，抱定可研究而绝不抢先发文章的主意，以避免形成“狭路相逢”地“抢地盘”局面。只有到别人说过了，而且隔久无话可说的时候，才从另一角度发表看法。像“秦俑艺术的历史地位”、“军服考”、“陈兵图”、“秦把有限的铁用作生产工具，而把铜兵器研制到顶峰”等方面论文的发表，都具有如此的历史背景。

秦俑一号坑两次发掘区示意图

     

　　2001年，在我完成《轻车锐骑带甲兵》又一部关于秦俑发掘与研究的纪实性、学术性书稿时，中央电视台“发现与探索”栏目的组织者受到在京专家的举荐，找上门来。他们要从揭示秦代建筑奥秘的角度来拍摄秦始皇陵、阿房宫，请我从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当前研究动态上“把把关”，还得“上镜头”。西安电视台的“家在西安”栏目组，又专题制作并播出了《秦俑专家王学理》。一些颇具热肠的人士对我说：社会自有公理在，历史是不会忘情的。

　　“历史”是过去真实存在的轨迹，但“历史”书却掺杂了人为的成分，而“历史”教课书更是按统治者的意志让“人为的成分”变成“永久记忆”的“法典”。大家都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映的电视连续剧《康熙王朝》吧？顺治皇帝出家当了和尚，而孝庄皇太后一句“驾崩”的懿旨，就令史官把这话当作“事实”载入了“典册”。同时，对议论、为文的“非议”，一概视为“邪说”，并严令大加杀伐。当然，顺治是否削发皈依空门一直是个悬案。即使民初的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详证“死于痘疹”，但对关键性的情节仍不能作出解释(如康熙四次去五台山访亲、寺内何来供御器具、痘疹何以短日喪命……)。像这样人为地搅混历史的例子，真是枚不胜举。如果再加上“太祖(努尔哈赤)杀帝(舒尔哈齐)”、“太后(史称“孝庄文皇后”)下嫁(多尔衮)”，就构成了清初的“三大疑案”。至于以后还发生“雍正嗣位”、“乾隆生世”、“同治死因”、“慈安暴崩”、“光绪猝亡”……等等。扑朔迷离，真让人实情难明。

　　清代的历史距今最近，都任人涂抹，而时间再往前推的历朝历代又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今天要冒出那么多写“历史疑案”的书？为什么让人猜的没完没了？这就是因为有权力把水搅混的那个人留给历史的“功德”！一位哲人说历史就像一个美女任人打扮，可说是看透了“历史记载”的真谛。难怪今人把“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思维模式捧作圭臬，正在行事处世？把自小无赖的“泼皮”可以美化成教养有素的“儒者”。可以把“欺世盗名”的故伎用在为自己立传时又刻意打扮一番！花公款制光碟，也可让谎言扩散而取得蒙骗的效应。……历史的面目，难道就是这样被人肆意涂抹着？

　　秦始皇陵兵马俑被看作是“世界第八奇迹”，在发现、发掘、研究和展出的演进历史中，也曾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鲜为人知的故事，岂不是“奇迹中有奇”？而那些真实的故事往往是一面有益于人们认识问题的镜子，可启迪知慧、可引为教训，同样是一笔无形的“财富”。这，也许正是人们愿意了解的东西。

陕西省文物局文件

   

　　官方“文告”往往在于粉饰，不见得都是好心的“隐恶扬善”。至于御用文人之所为，大家也就原谅了吧。

　　我不相信宿命，但认为结缘总会有缘。炬火灼然，隐情悠悠。今生既己同秦俑结下了“不了情”，但愿相伴到终生。

　　　　　　　　　　　　　　　　　　　　　　　　2007-5-6～8 改定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