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人类的重大发明之一。它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为重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且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不同时代的建筑，以实物形式记录了所处时代的科学技术及文化艺术的水平和成就，同时还记录着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不同侧面。因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古代建筑，是历史文物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据调查统计，我国现存各类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达８万处以上，其中２１２处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国保单位总数的４２％强。正因为如此，以古代建筑的保护、维修、研究和利用为主要内容的古建事业，成为整个文物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代建筑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离不开与古代建筑有关的图书。因此也可以说，古建图书的出版，是古建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古建图书的出版状况，一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建事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直接促进或制约着古建事业的发展。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这里对我国古建图书的出版状况加以分析，就相关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期望有助于推进古建图书出版的健康发展，使之在古建事业乃至整个文物事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古建图书出版的历史的回顾中可以看到，上个世纪，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５０年间，我国古建图书的出版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据统计，２０世纪的百年间古建图书出版约１２００余种，其中前５０年仅出版１２０余种，后５０年出版达１０００种以上，由此可见古建图书出版发展之一斑。从图书内容来说，覆盖了与古建相关的各个方面，如古建调查与勘测、古建研究、古建保护与维修、古建技术与艺术、古建文化、古代建筑史、古建介绍、古建游览等。从图书形式上说，既有大型综合性著作、大型画册，又有专题研究著作、技术性图书，更有数以百计的普及性读物，而近年来有关古建的电子出版物也有出版，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其中，不少图书堪称传世之作、世纪之作。仅就综合性大型图书来说，１９５７年版《中国建筑》一书，以１７５处建筑为例，全面介绍了史前至清代建筑的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综合性古建图书。１９８２年版《中国古建筑》一书，收录古代建筑实例１５０处，其中既包括具有重要建筑艺术价值的作品，也包括具有深刻技术发展意义的建筑实例。该书发表大量珍贵图片的同时，有专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特点、历史概况及技术和艺术成就，还附有《中国古代建筑大事年表》，是一部雅俗共赏的综合性古建图书。１９８４年第２版《中国古代建筑史》，根据考古发现、古建建筑实例和文献资料，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和成就，是迄今为止最系统的古建通史性论著。１９８５年版《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通过建筑工程作法、技术经验和成就的整理和总结，对我国古代建筑工程技术的发展进行了阐述，是迄今所见最完备的古代建筑工程技术发展史的专门著作。１９８８年版多文种６卷本《中国美术全集·建筑艺术编》，以图片为主对古代建筑的精品进行了分类介绍，是一部空前的大型古建艺术画册。１９９３年版１０卷本《中国古建筑大系》，以精美的图片和详细的文字说明，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代表性古代建筑分类进行了介绍，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学术性古建画册。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版４卷本《梁思成文集》、１９８２～１９９２年版４卷本《刘敦祯文集》等，都是一代古建大师的古建学术论著集成。总之，大量古建图书的编辑出版，为我国古建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多方面的服务。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古建图书出版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与古建事业不相适应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思考之一，介绍性小册子多，古建勘测与研究报告少。迄今出版的古建图书中，为数最多的是有关古代建筑的介绍性小册子图书，有的同一选题曾出版过多种。这些介绍性图书，往往以一座古建、一组古建或一类古建为题，以文字为主并配以适当的图片，对其历史、现状、结构、特点、艺术及价值等进行通俗的介绍和说明。其中，不少深受读者喜爱，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如１９８２年文物出版社版中国文物小丛书的《宋陵》、《昭陵》、《佛光寺》、《白马寺》、《武侯祠》、《大雁塔》……；１９８１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版《古建筑游览指南》三册，介绍全国著名的古建５１７例，并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这些图书对于普及古建知识，扩大有关古代建筑的宣传和影响，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今后应当继续坚持，并且力争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创新。与介绍性图书数量众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古建勘测与研究报告类图书甚少。实际上，古建勘测与研究报告类图书早在３０年代就已有出版，如１９３３年中国营造学社编辑出版的《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１９３５年中国营造学社版林徽因、梁思成著《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等。５０年代以来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１９６６年和１９８８年版《应县木塔》一书，用大量实测图、照片及文字对木塔进行了全面的报告和研究，并附有年表和有关文献资料；１９８１年版《明孝陵》，全面展示了位于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的建筑；１９８３年版《安阳修定寺塔》，对安阳修定寺及其寺塔的建筑形式和结构特点、历史与现状等进行了系统的勘测、研究和报告；１９８６年版《塔尔寺建筑》一书，通过文字、测绘图、照片等对塔尔寺的总体布局、细部处理、建筑技术、塑像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的记录和介绍；１９８７年版《曲阜孔庙建筑》一书，以文字资料、测绘图和照片，对孔庙、孔府、孔林等多组建筑群的兴建与演变、规制与布局、功能作用、建筑技术与艺术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论述。另外，还有一些有关石窟寺的调查、实测、研究报告。但毋庸讳言，它们在整个古建图书中所占的比例甚小，与我国数以万计的古建相比就显得更少了。我们知道，古建的调查、实测与研究，是古建保护和利用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对古建的历史、现状就不可能有全面和深入的认识，就无法为保护和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建的“生存能力”逐渐减弱，有的甚至不久就会坍塌、毁坏。这就更需要通过调查和实测并出版报告书，将其科学地记录下来并使其社会化。因此，无论从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意义上说，加强古建勘测与研究报告类图书的出版，都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思考之二，普及性读物多，专题与综合研究图书少。目前所见古建类图书中，一般欣赏性、普及性、知识性读物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诸如古代建筑漫谈、简说、大观、丛话、史话、漫话、欣赏、猎奇、风采、集粹、掠影、剪影、巡礼、揽胜之类均在此列，并且其中不乏上乘制作。如１９５９年版《北京古建筑》、１９８９年版《天津古建筑》、１９８２年版《承德古建筑》等是有关一个地区古代建筑的；１９７７年版《中国古代桥梁》、１９８３年版《中国古塔》、１９８８年版《中国的亭》、１９９０年版《中国古楼阁》等是有关不同类别古代建筑的；１９８６年版《中国古典建筑猎奇》、１９８８年版《中国古代建筑欣赏》、１９８７～１９９３年版《中国古建筑知识丛书》等是有关整个古代建筑的。它们或以通俗的文字并配合少量图片，或以精美的图片为主加上文字介绍，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别或整个中国古代建筑进行深入浅出地说明，对于普及古建知识，弘扬我国古代建筑成就和文化等，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这类图书仍然是今后古建类图书出版的一个热点。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相比之下，就某一地区、某一类别或某一方面进行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古建图书虽有出版，但为数不多。１９８６年版《中国古桥技术史》，在对古代桥梁进行分类研究的同时，对其施工技术、建筑艺术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１９８６年版《绍兴石桥》，是关于绍兴地区古代石桥的综合性论著。１９８８年版《中国古塔精粹》一书，选择北魏至明清各种类型的古塔近４００座，对其年代和特征逐一加以分析的同时，还概要地论述了我国古塔的建筑历史、形制结构和时代特征，以及在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是目前所见关于古塔的最全面的综合性论著。１９８９年版《敦煌建筑研究》，对敦煌石窟的各种建筑类型从整体到局部、从技术到艺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分析和说明。１９９９年版《中国传统建筑装饰》，系统分析了我国古代建筑各种装饰的起源、演变、形式、内容、文化内涵及美学成就。它们可谓不同时期、不同方面古建研究的代表，极大地推进了古建研究的发展。问题在于，这样的图书太少。没有对古建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对我国古建的历史、特点、成就和价值有深刻的认识，我国古建优良传统的继承、古建文化的宣传就缺乏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加强古建专题与综合研究图书的出版，同样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上两个问题归结起来简单地说，就是“短线”书多、“长线”书少；再进一步说，就是雷同之作多、传世之作少。这实际上也是整个出版界存在的问题。不言而喻，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下去，不仅古建图书出版的活力会减弱，更重要的是对古建事业的健康发展有害而无利。分析起来，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著书者来说，迎合读者和出版者的要求为写书而写书的多，而深入实际、扎扎实实进行调查、勘测和研究的少，不能不说是一个直接原因。从出版者来说，过于强调市场需求、过于追求经济效益的多，而重视基本建设、为古建事业提供支持和服务者少，同样是一个直接原因。这两个直接原因归结到一点，可以说是机制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改革和完善有关的机制入手，如能够使古建工作者以调查勘测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多出精品科研成果的激励和保障机制，能够使出版者积极乐于出版古建调查、实测、研究类图书的鼓励和资助机制等。只要这样做，古建图书的出版将会出现新的发展和繁荣，为古建事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服务，从而为我国古建事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