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改造“后遗症”

奥斯曼几乎推倒了巴黎所有的居住区，对一个大都市施以这般“休克式疗法”，时至今日也是举世罕见。

奥斯曼在巴黎建造了“奥斯曼式住宅”，六层的高度，一层为商业房，顶层为佣人间，完全为贵族定作，很快这种样式风靡欧洲。奥斯曼当年所为得到众人支持，也遭到众人反对，后者指责他拆毁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建筑，是法国文化的刽子手。

1870年，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雨果结束19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次年当选为国民大会代表。在他与梅里美（法国第二任历史建筑视察委员会主席，在1834年至1860年的任期内拯救了大批文物建筑）等文化界人士的不懈努力下，在雨果逝世后的第二年——1887年3月30日，法国制定了第一部文物建筑保护法。

奥斯曼最大的败笔是大面积拆除了巴黎的摇篮——西堤岛，有评论称，“反对奥斯曼的，指责他消灭了一座中世纪的岛屿；赞赏他的，也为此感到脸红”。

大规模拆除重建导致的结果是，社会结构遭到毁灭性破坏，大批工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小业主被赶到完全没有基础设施和卫生环境恶劣的郊区去居住。波布区和玛黑区南部，是仅有的未被奥斯曼拆除的巴黎老区，当时这些拥挤的平民区，因一部分被拆迁居民的搬入，人口密度骤增，成为奥斯曼工程的“重灾区”。

持续17年的改建，对市民阶层来说是一场持续的灾难，城市的多样性被迅速摧毁，大量简单就业的机会被毁为瓦砾，新建的楼群价格高昂难及企及，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奥斯曼对此心知肚明，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巴黎大工程的“化身”，只要他离开岗位，所有工程便会立即停止。

奥斯曼的铁腕让巴黎天翻地覆，时至今日，仍有法国人称他为巨人。有评论说，拿破仑三世华而不实，要是没有奥斯曼的铁铲，他的许多计划只是纸上谈兵。有人甚至称，当初假若有一个类似奥斯曼的人物来整顿法国军队，就不会有色当的战败，也不会丢掉阿尔萨斯省和罗兰省。

色当的战败及随后的割地赔偿，直接诱发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可是，这场市民起义又不能说与奥斯曼在巴黎大改造时期制造的社会仇恨无关。事实上，第二帝国倒台后，奥斯曼就遭遇了大批判的厄运，没有像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不经审判即将他押往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已是万幸。

奥斯曼起用景观建筑师完成城市设计，再施行重建工程，使改建后的巴黎仍不失为一个壮丽的都市。这为后来的都市改造者如法炮制埋下伏笔。

1925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埃提出巴黎市中心区规划建设方案，建议拆除那些在他看来没有什么保留价值的建筑，腾出空地来修建高层塔式办公楼及住宅楼。这意味着历经奥斯曼改造劫后余生的历史建筑及其环境将再一次天翻地覆，与塞纳河垂直的轴线将使西堤岛再遭重创。好在这只是一个构想，并未实施。

蓬皮杜任法国总统期间（1969-1974年）提出建设新巴黎的口号，亲手制定了一个与勒·柯布西埃方案极其相似的计划，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建设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甚至想把圣马丁运河填平了建高速公路，在古城区大建高楼。1969年，蓬皮杜拆除了奥斯曼的“杰作”，也就是那个“巴黎的肚子”——中央大菜场，紧邻埃菲尔铁塔的蒙巴那斯高塔，刺破巴黎的天际线激起公愤，高楼计划被迫停滞。1974年，蓬皮杜逝世，改建工程无疾而终。

“巴黎得救了！”

2000年5月，巴黎《费加罗报》刊出封面文章：“欧斯曼，是不是毁掉了巴黎？”奥斯曼已去世100多年了，仍有法国学者指责他粗暴地斩断了巴黎的历史。

       在《费加罗报》的主持下，老巴黎保护委员会年轻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卡迪，与《巨人奥斯曼》一书的作者乔治·瓦朗司，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辩论。前者对奥斯曼大加讨伐，后者却试图为奥斯曼辩护。

瓦朗司认为：“现在评论奥斯曼的作为，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要知道那时还没有现在这种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识。而且那是流行霍乱与马鼠疫的时代，房子得不到主人的修缮，院子和街道上尽是露天的茅房。”

卡迪反唇相讥：“卫生环境的糟糕状况并没有因奥斯曼而消失，有些遗留到20世纪的重灾区反而是奥斯曼工程造就的。奥斯曼所铲除的并非都是卫生环境恶劣的地方。任何建筑，只要挡在他的路上，都一定被推倒，而不单是恶劣的危房。被他推倒的还有众多刚盖好的楼房、新古典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私人宅邸，以及整条整条在路易·菲利普时代新建的街区，那些房子上的泥灰还没有干透呢！”

卡迪列出一大堆被奥斯曼毁掉的文物名单，“我认为巴黎虽仍不失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它在这一百多年以来蒙受了不该蒙受的损失。巴黎的美其实被肢解了，只留下散落的片段，而不像罗马那样保持着它的整体。在巴黎，人们需要穿过种种不明不白的地段，去特意寻找那些片段。”

    在这次谈话中，蓬皮杜遭到了一致的炮轰，他拆除中央大菜场的行为，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耻辱”。

“蓬皮社根本就是奥斯曼的儿子！”卡迪说，“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摧毁城市网络，只不过蓬皮社的野心更大一些，奥斯曼开拓的马路有些是40至60米宽，而蓬皮社竟打算在巴黎市中心做上几条百米宽的放射线。”

瓦朗司在为奥斯曼作了些辩解后表示，“我得承认在听到蓬皮社去世的消息时，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便是为巴黎松了一口气，当时闪现在脑里的念头是：‘他的去世固然不幸，但巴黎得救了！’”（完）